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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官员辞职没那么容易

2016-01-19 16:34:36来源:互联网热度:评论

外媒1月18日报道,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某位官员提出辞职。尔后官方发布声明,称该消息与事实不符。值得注意的是,近半年以来,该官员已多次被传辞职。梳理相关资料可以发现,官员辞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官员辞职有四种情形

根据2004年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》,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包括因公辞职、自愿辞职、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。其中,因公辞职属于职务变动中的正常程序,自愿辞职属于领导干部的个人意愿选择,责令辞职实际上是党委(党组)及其组织(人事)部门对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的一种组织处理,都没有太多的争议可言。最引人关注的,还是引咎辞职。

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、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,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,不宜再担任现职,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。按规定,官员应当引咎辞职的情况有九种,包括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、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、安全工作方面失职、在市场监管和环保等方面严重失职等等。

高官很少引咎辞职

据统计,在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》颁布后的3年里,全国自愿辞职、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领导干部共有6824人,其中引咎辞职305人,责令辞职1204人,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245人。据公开资料,从2003年至今,引咎辞职的省部级官员有4人。

2003年,重庆开县油气井喷事故造成243人死亡。监查部查明,此次事故是责任事故,原因主要是管理不严格、安全措施不落实,有关领导干部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2004年4月,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。

2005年11月,吉林石化公司一个化工车间发生连续爆炸,导致松花江污染,不仅哈尔滨市停水长达五天,还影响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地区。国务院办公厅对该污染事故通报称,环保总局对事件重视不够,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,对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。当年12月2日,时任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提出辞职。

2008年9月,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,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,时任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。

最“倒霉”的是孟学农,曾先后两次引咎辞职。第一次是在2003年,出任北京市长仅3个月,就因处置“非典”疫情不力,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,并请辞市长职务。2008年,孟学农复出担任山西省省长仅8个月,又因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(据官方统计,该事故最终导致277人死亡)再度引咎辞职。

尽管也有省部级的高官引咎辞职,但官员引咎辞职的数字和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相比,明显还是少了太多。因此有媒体评论称,“在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后,即使事件性质非常恶劣,也鲜有官员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,官员们往往能拖则拖,实在拖不过,只好由组织上免职了事。”

引咎辞职的政治伦理

引咎辞职制度是在公务员失职或行为失当,但没有触犯法律法规,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时的一种道德监督机制,是公务员主动承担责任的个人选择,属于“自责”而非“他责”。引咎辞职体现了公务员对于自身职责的反省与担当,是对政治伦理的尊重。这种扎根于官员道德自觉和职业荣誉感的行为,也是公务员良知与尊严的体现,是对民意的尊重。

在国外,引咎辞职是一种常规的公务员退出机制。但目前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关于官员引咎辞职的正式法律规定。即使一个国家在行政体制上构建了“引咎辞职”这样的退出机制,也不存在一种强制性规定,明确在什么情形下必须引咎辞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它更像一种“不成文的规定”。

不过,尽管引咎辞职是一种自责并负责的表现,但很多时候,这仍然是一个非常被动和无奈的决定,或者更确切地说,选择辞职未必就是当事人愿意的,其背后也夹杂着政治权衡等多种复杂因素。2014年4月27日,即韩国“岁月”号客轮沉没后的第11天,韩国总理郑烘原不堪重压宣布引咎辞职。据报道,在沉船事故发生后,郑烘原除了挨骂、被泼水,还因被遇难者家属指责而夜不能寐,此时他担任韩国总理才只有短短14个月。不过,一国总理要辞职也并非易事,两个月后,由于没有合适的新总理人选,韩国总统朴槿惠驳回了郑烘原的辞呈。

而在我国,引咎辞职被纳入了党政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制度安排。在客观上,它对于公务员正确履行职责,切实转变工作作风,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但是这项制度在对引咎辞职的条件、时机的设置上还有一定的模糊性,换句话说,削弱了强制性的色彩,仍然给官员留出了“自己看着办”的空间。不过,这项制度也有一个兜底的“阀门”,就是规定了领导干部应当引咎辞职而不提出辞职的,组织上应当责令其辞职。从前文引用的2004年到2007年的数据看,全国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人数是引咎辞职的4倍,也从侧面说明了制度“阀门”的效力。

高级官员辞职难在哪里

尽管有引咎辞职,也有责令辞职,对于身居要职的高级别官员,若非不得已,还是不会轻易动用这条制度。客观上说,中国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,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,人事安排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所以领导干部即使提出辞职,最多可能要等3个月,才能得到组织上的答复。对于省部级官员,根据担任的党、政职务,是否中央委员等,上级组织涉及到党中央和国务院;如果提出辞职,不仅需要上级党委(党组)集体研究,作出同意、不同意或暂缓同意的决定,还需要纪检监察机关(也就是中纪委)介入,提出审查意见,根据提出辞职领导干部任职的特殊情况,有的还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。总之,从程序上看,要辞职也绝非易事。

而从主观上来说,一名官员从基层到身居高位,必须经历数十年的摸爬滚打,所以也不舍得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。因为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,引咎辞职、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,一年内不安排职务,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。比如对一名省部级官员来说,年龄很可能已接近退休,被“雪藏”两年,也就意味着丧失再往前一步的机会。所以,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,官员很难不照顾个人利益,而去遵循政治伦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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